Interview：Bradley Peters

Bradley Peters是今年Conscientious作品竞赛获奖者之一。作为一名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学生，他的作品可被视为当前占据耶鲁主流审美风格的戏剧化摄影与风行不列颠带有明显闪光灯痕迹的扫街式摄影风格的联姻。当然，这样简单的描述很男唤起任何人对他作品的大兴趣，但却是对他作品第一眼印象的真实写照。而当大家看完了下面我和他的对话，就会和我有同样的想法，真相远非如此。

当然，摄影师的思想远非他的作品所能包容，更不是摄影课上的那些条条框框所能限制。他的作品带给我的震撼并不仅仅是画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画面所表现出的不沾烟火的自然。尽管画面中存在这样那样的小错误，使其看上去不像是一组连续的作品；但如果认真观察你就会发现这些小错误反而使每张照片看上去更像是一幅宏大画卷中的一部分。

在这些年来欣赏了无数摄影作品之后，这样的特点正表现出这位摄影师是一位沉迷创作的人；是一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是一位乐于发现自己独有的摄影天赋并始终忠实自我的人。毫无疑问，Bradley正是近些年来从耶鲁大学涌现出的新星中最具天赋的年轻天才之一。

Jörg Colberg：你在"家庭剧场"的介绍中，说你的这组作品是将"戏剧化的影像打碎，重组为天然的形态"。考虑到你就读于耶鲁大学的背景，我很想特别的问一句：戏剧化影像有何错误？为什么要将其打碎？

Bradley Peters：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什么东西有错，而是因为我对一些当今已经很少被人提及的东西的兴趣，例如说偶然。我很不喜欢那种首先想到一个完美的概念，再用摄影作为工具将其实现的工作方式。小相机和黑白街头摄影是我摄影的基础，我想说的是，我这么拍摄了快十年，而我现在依旧希望世界以超乎我想象的方式向我展示其样貌。如果我不打破一些规矩，那么我很难获得惊喜，而这对我非常重要。我需要从拍摄中学习，如果照片拍出来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那么我很可能什么也学不到，甚至我都不知道我能从中学到什么。如果只是这样，我觉得我可能都没有什么必要再去拍照。几年前，洛杉矶周报上有一篇采访John Szarkowski的文章，非常不错，我想恰好能说明这一问题：

"有的摄影师认为仅有理念就足够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在盖蒂图片社的一次讲座上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美丽的故事：一次Ducasse(译注：法国诗人，伊萨多•杜加斯)对他的朋友Mallarme(译注：法国诗人，斯丹凡•马拉美)说–我想这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你知道吗，我有很多很好的灵感，但我写出来的诗总没那么好’。Mallarmé说，’本来就是，诗不是靠灵感拼成的，而是靠一个一个的词句’。很不错，对吗？很实际。但有很多远不如他们出色的摄影师们认为摄影是依靠灵感完成的，所以当他们觉得自己作品已经完成的时候，实际才是个半吊子。"

灵感对我来说只是一场探索旅程的起点，而不是我所要试着去表达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内容不断涌现，虽然旧的灵感影子还在，但照片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我是个体育迷，有一天看完一场比赛以后，和其它几个球迷聚在一起聊天，话题绕来绕去都是关于我们亲眼目睹的那些精彩赛事。我突然发现所有这些精彩的比赛基本都属于胜负悬于一线之间的情况，指尖救球，突然变线，或者把必进的球给踢飞。我们很少会因为完美的战术或压倒性胜利而难以置信的从椅子上跳起来欢呼雀跃。我想摄影也是这样。

JC：但摄影，或者说所有其它艺术形式不是总会存在偶然么？你的灵感很少会按照你想象的样子表现出来。我从不少人那儿听到过与你类似的论调，特别是人们在表达对摄影中的主观干预或摆拍表示不满的时候。但事实上主观干预或者说摆拍也并不代表你能完全掌握画面中的一切细节。如果一位艺术家不能对自己无法掌控的东西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那么就好像是日本人制造的弹钢琴机器人一样，你说呢？你可以弹个不停，但是弹出来的音乐没有半点感情。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要么认为艺术家有能力掌控一切，要么认为艺术源于偶然；但实际情况往往在两者之间摇移，是这样吗？

BP：事实上很少有什么事情看上去是真正走极端的。我不知道你打不打扑克，有的人出牌时精打细算，有的人出牌时大大咧咧，这两种风格都行得通，都能赢牌，关键是打牌的人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不可否认打牌的时候有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你怎么出牌同样也很重要。我想对于艺术家来说也是这样。前不久我在泰德现代美术馆的网站上看了一段Jeff Wall的讲话，他将模特做出的预料之外的动作视作一种礼物。对我来说，我更关心的是这些"礼物"，而不是我原本的想法。例如说我拍摄的那一对掷灯泡的小男孩吧，这一幕其实发生在拍摄已经结束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在穿套头衫的小孩后面那片小树林里拍照，拍摄结束以后，他们的妈妈让他们帮我收拾一下东西。这个穿套头衫的小男孩拿起一个灯泡就向他兄弟扔过去。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画面。我从来没有幻想过这样一个画面……这一切本来是不会发生的，但就这样偶然发生了；如果我没有计划拍摄之前那么一张照片，那么也就不会有这样一张照片。这是由一场计划好的拍摄而引发的。

我十分尊重Gregory Crewdson的作品，他的一次外拍现场是我身为一个艺术家的转折点。我站在那里，看着大家为了拍摄一张照片儿有条不紊的工作……人们把熄火的汽车一英寸一英寸的调整位置，确保汽车能够恰好出现在他想要的地方。当时天色已经有点晚了，夕阳下一条彩带绚丽的反光吸引了我，它很漂亮，从一栋建筑的房顶斜拉到旁边十几米的一块标识牌上。繁忙的场景已经慢慢妥当，所有人员也已经各就各位，我还是依旧站在那儿看着这一条无言的彩带。然后我突然发现有两个人坐着升降机冲着那块标识牌开了过去，在标识牌边停下，升起吊框，把彩带剪了下来。我当时很疑惑他们为什么要把一件我已经盯着看了好几分钟的东西就这么从画面中移走。我打听了一下，才明白原来是因为晚上有点微风，让这条彩带无法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保持完全静止。换句话说，因为它会动，所以没有资格留在画面里。我实在难以置信。

JC：这确实有些不公平，但这并不是你所追求的。我们能继续谈谈上面那张照片你在拍摄之初的想法吗？你是如何对小模特们传达你的想法的？你又是如何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的？

BP：我们在拍摄反映摄影术诞生之初那个年代的电影时，总是会出现一两个镜头是一群小孩子们去偷大人们的钱包，这是我灵感的来源，我想要一个在那个年代长大的孩子们的感觉，这种把小孩们当做贼的感觉。这幅照片最初的想法是想要拍摄一伙小孩子们把一些偷来的东西从窗户里往外搬的犯罪现场。事实上拍照的时候一共有三个小孩子，但是在拍摄最终这张掷灯泡的照片时，他还在房子里没有出来。我不记得我当时给他们具体怎么说的了，但差不多就是说的：把东西递到你哥哥手上，他把东西放到地上，再给他另外一样。坦白说，我也不记得我有没有教得这么具体，我总是尽量少给他们一些提示。

JC：你这样写过，你们"这一代可能是最后还相信眼见为实的一代人了，"这给了你"创造一个更好、更怪的虚构现实的灵感"。我在不少地方读到过类似的说法，这时候我会想或许打破摆拍这样的方式会带来一些新的机会。也许你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重返了摄影的真实。当你作为摄影师，放弃了对画面的控制，这给了真实一个机会，让相机重拾记录真实的责任。我不知道你对此怎么看，或许你能有所解释。

BP：我相信，如果人们在心中已经觉得一件事情"不真实"，那么当你将一张似是而非的"真实"照片放在他们面前，照片的真伪两方面就将会同时被放大，而获得自己的力量。减少对画面的控制让照片重获生机对我来说十分重要，但我同时又希望摄影的不真实感能在照片中与之并存。正是这种真实性与戏剧化之间的反差让我的作品变得有趣。我尽可能避免自己的影响，而让相机直接向我呈现一些东西。

JC：我很想知道你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观？

BP：就和我干的其他事情一样，摸着石头过河。很早以前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我的摄影器材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多，我不希望它们成为我出行时的负担。所以当很多摄影师都在使用复杂的灯光设备时，我选择了闪光灯。在进入耶鲁之前，我从来没有试过摆拍，但我想既然我都已经来读研了，还是试试看吧。在浪费了不少好点子拍摄了一张又一张无趣的照片以后，我实在是很沮丧。所有的灵感说起来都很灵，但拍出来的结果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第一年学期结束放暑假的时候，有一天我很晚爬起来看重播的宋飞传(Seinfeld)，里面Jerry对George说到"如果你所有的本能都是错的，那么反过来一定是对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告诉自己，你所有那些关于摄影的灵感在一开始都是糟糕的，我没有尝试想出一个好的灵感用摄影展现，我决定从一些看上去很呆板的点子开始拍摄。但很明显，一旦拍摄开始，我会将它们置之脑后。我不再给出太多限制，而是任事物自然发展；只是站在那儿，等待奇迹的出现。

JC：也就是说你拍摄的时候都是争取一锤定音，而不是拍摄一大堆雷同的照片做成小样然后慢慢挑选？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不存在偶尔回头重新拍摄这样的事情？

BP：我在拍摄的时候同样会拍摄很多张，或许你可以认为我会拍摄很多不同的照片，但是最终脱颖而出的那一张对我来说是和其它照片感觉完全不同的。我想申明一点，"摆拍"是我创作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但摆拍本身并不是我追求的，这对我来说远远不够。我要的作品远比摆拍有趣得多。我也曾经试过回头重新拍摄这样的事情，但是99.9%的时间里面我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或者是第一次拍摄的缩水版本。拍摄过程中最吸引人的就是人们在镜头前无意识作出的种种惊人之举；如果我要求他们再来一次，重新拍摄，那么我想整个动机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物在试着表演我糟糕灵感的同时，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一面，哪怕只是昙花一现，但这样的张力就足矣使画面完美。

JC：你能不能谈几个对你有很大影响的摄影师？

BP：Eggleston、Winogrand、Arbus和WeeGee可能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摄影师。Tod Papageorge、John Pilson、Gregory Crewdson、Tim Davis和我所有的同班同学可能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批人，我很感激他们。

JC：有没有非摄影类的艺术家作品同样影响了你？

BP：有的，Olafur Eliasson、Peter Fischli与David Weiss、Eric Fischl、Alfred Hitchcock、Steve Martin、Aphex Twin。

本文来自Jörg Colberg的博客Conscientious上的文章A Conversation with CPC 2009 Winner Bradley Peters，中文翻译及图片使用均经原作者及摄影师授权，请勿转载。请勿将本文用作任何商业用途。

CPC是Conscientious Portfolio Competition的缩写，这是一个面向新晋摄影师的免费竞赛，由Jörg Colberg发起，今年是第一次，获奖者包括Lydia Panas，Bradley Peters和David Wright，Jörg和Lydia Panas之间的访谈见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