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h Edition：一家公司和他所改变的数字输出世界(7)

Nash Editions简史(六)

开始的几年时光里面，我们在工作室接待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每位艺术家都希望在我们这里探索新的艺术可能，而我们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佩德罗•梅耶尔(Pedro Meyer)是我们的第一个客户。佩德罗是我所见的第一个对于数码工具并没有产生不安情绪的摄影师。他把摄影当作了另一种绘画的工具看待。他使用相机拍摄照片，然后在Photoshop中将他们天衣无缝的合成在一起，创造一种全新而独特的现实。这种态度在当时无异于异端邪说，但是却和我一拍即合。我向来不愿意在那些唧唧歪歪自以为是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他们总喜欢就什么是摄影什么不是念个不停。佩德罗的出现就好像是一缕清新的风。他的艺术灵感同时也感染和扩展了我们对于艺术的思路。我们时刻感激他在艺术道路上对我们的鼓励和与我们的分享。

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也是我们早期的一位客户。1991年，他给我们寄来一张包含图像文件的软盘，希望我帮他打印一张作品。这是一张不到500K大小的JPEG图像。Iris有一项很特别的功能，可以制定每一个喷嘴接受的信息来源。一般情况下，青色喷嘴接受青色通道的信息，洋红喷嘴接受洋红通道的信息，以此类推。但是大卫要求我们打乱通道和喷嘴之间的对应关系然后输出。我们按照他的要求，使用不同的喷嘴顺序打印了一系列16 X 30英寸的作品。大卫对这一工艺很有兴趣，但是更让他感兴趣的还是他一直在使用的佳能激光打印机输出的明艳色彩。1994年的时候，大卫又重新找到我们，他带来了一套8 X 10的反转片，是在他的工作室中拍摄的绘画和雕塑等，他希望我们将这些反转片制作出来。当时对于数码艺术人们普遍是持怀疑态度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保存性的问题，但是大卫对此并不介意。这套作品最后在Nash Editions打印制作成册，大卫在上面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生活中的色彩总有一天会离我们远去，就犹如照片上的色彩终会消褪，色彩永远是所有画面中最容易褪去的部分。”

通过乔伊斯•涅曼斯(Joyce Neimanas)的丈夫罗伯特•哈尼肯(Robert Heinecken)我们认识了这位女艺术家。乔伊斯告诉我们，苹果公司赠给她一台当时最强大的图形工作站，于是我们打印了她完成的一部分作品。六个月之后，她带着一堆赛快活(Syquest，还有人记得这个玩意儿不？)的磁盘来到了我们的工作室，里面装着的那些拼贴作品是我所见过的所有作品中最棒的一部分。很明显她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掌握这些数码工具，她的这些新作品几乎可以用完美无缺来形容。时至今日，她依旧在进行创作，而她的作品总能让我喜欢。

早在1994年，我就遇到了道格拉斯•科克兰(Douglas Kirkland)。道格很早就发现数码影像的出现将会带来一场巨大的风暴，并开始与我们合作扫描并重新输出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使用伊卡塔克罗姆胶片(Ektachrome)拍摄的经典的玛丽莲梦露的作品。雅砌的重磅水彩纸让道格的那些经典作品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么多年来，他和他的妻子一直是我们最活跃的合作伙伴。

在所有我有幸服务的艺术家中，最有趣的以为就是画家斯蒂芬•汉诺克(Stephen Hannock)先生了。斯蒂芬先生最早找到我是想请我帮他扫描并调整他的一些老照片。当他对于数码技术渐渐熟悉以后，他开始发现数码技术可以给他的大幅油画作品带来一些全新的可能。我们很快开始扫描他的一些作品，然后使用新帝(Cintiq)数码手写板在Photoshop中进行一些全新的尝试。当得到一个满意的效果以后，我们就使用艺术纸输出结果。接下来斯蒂芬就在这些实验作品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画笔、粉彩等传统绘画工具加以润色。润色后的作品再重新扫描至电脑，等待进行新的尝试。

我从来没有机会为马奴埃尔•阿尔瓦雷兹•布拉沃(Manuel Alvarez Bravo)先生制作作品，但我却是他数码摄影的领路人。布拉沃先生的造访是由圣莫妮卡Rose画廊的Rose Shoshana安排的。布拉沃先生到了我们工作室以后，我首先向他展示了我们制作的两幅样张，一幅是黑白的，一幅是彩色的。他随后表示想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机器制作的这些作品。我们让老先生在Iris打印机前坐下，然后使用打印机输出了一张我们正在处理的照片。他很耐心的等待了大约十五分钟，看着打印鼓在他面前一圈圈的转动，直到作品成型。我们把作品从打印机中取了出来交到老先生手中。老先生仔细的检查了手中的作品，用拐杖不停的敲打着地面，希望我们带他看看这些数字文件是如何处理的。当时布拉沃老先生已经年过九十，身体状况已经不大好了。我们扶着他走过一段卵石铺就的小道，爬了一串楼梯，最后来到了我们的图像处理室。他在显示器前坐下后，我开始给他演示Photoshop是如何使用的。他看到这一切非常的兴奋，开始和他的妻子谈起他1932年在墨西哥海滨城市蒙特雷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海湾非常宁静，美中不足的是月亮被云遮住了一部分。他想知道我能不能用他之后作品中更为完整的月亮代替那张作品中被遮挡住的残月。我想他保证这非常容易做到。他兴奋的敲打着他的拐杖大声叫到，”这不是技术，这明明就是艺术！”我看着他点头，一语双关的大叫他的名字，”布拉沃！布拉沃！”他对此心领神会，明白我在叫好。技术并没有让他感到恐惧，而是让他看到了一种全新摄影观念诞生的可能性。

1993年的时候，我的一位老同学凯斯•慕斯卡特(Keith Muscutt)找到了我。凯斯是当时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艺术系副主任，同时也主管学院的艺术品收藏，他想要我帮助他的一位朋友–前生活杂志(Life)摄影师霍勒斯•布里斯托(Horace Bristol)–解决一点问题。霍勒斯住在加州欧佳谷(Ojai Valley)，在家中保存了数千张摄影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都已经开始恶化，他想要有人可以帮他维护他的所有收藏。我和格拉汉姆商量了一下，他拿出10000美元雇佣了一位学生来帮助整理、分类霍勒斯的底片和照片。在工作过程中，我开始渐渐认识了霍勒斯，非常欣赏他的作品。格拉汉姆和我都觉得，他的作品价值被大大低估了，我们和他商量，是不是让我们挑选他的一部分作品做一个小的作品集。

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从数千张作品中挑选了八张我们认为最能体现其拍摄风格的作品。霍勒斯找出了这些作品所对应的状态最好的版本。最后我们拿到手的既有原底片，也有复制底片，还有已经放大的照片。我们把这些作品扫描，并进行了初步的除尘处理之后，就把霍勒斯喊到了我们工作室，在屏幕前进行最后的校样工作。打开的第一张图片是一幅正在哺乳的妇女。我打开照片以后，问了问霍勒斯希望我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处理。霍勒斯的一生都在给杂志拍摄照片。他把底片交给杂志社以后，很少有机会对自己作品的处理流程提什么意见，就更别提这样直接在作品制作前征求他意见的事情了。所以我这么问的时候，他只是回答道，”算了吧，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我告诉他，征求作者意见是我们的一个标准环节，而且作者本人的意见对我们非常重要。”那好吧，”他说，”其实我这么几年来一直都觉得这幅作品的中心应该是婴儿和他嘴里的乳房，背景中的那个膝盖太亮了一些，还有妈妈的手也是。”我压暗了霍勒斯提到的这些区域，然后转过头来看看他的反应。我惊讶的发现他的眼中有泪光在闪动。我马上问他是不是觉得有些不舒服，他回答到，”我很好，我只是觉得我一只脚都进了棺材这些工具才出现，实在是太晚了。”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时刻提醒着我，活到老学到老，永远不要抗拒新生事物。1997年，霍勒斯在医院病床上与世长辞，他合上双眼的时候，身边的笔记本还连在网上。